□ 陈驯
什么是“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中国化自中华民国以来就有，不过时代不同、处境不同，提法不同。现在，国家提出“坚持走宗教中国化的道路”，意义重大而深远。提倡基督教中国化是合宜的、必要的，是在变化的时代寻求进步的表现。
基督教研究是“落地生根”之学，基督教中国化是当代中国基督徒和中国基督教会的民族立场、爱国精神，更是中国基督徒在当代中国处境中的神学觉醒、在教会论上的自觉。笔者认为，理解基督教中国化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中国基督教的自我”（丁光训主教语）；是基于上世纪以来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特别是“三自”运动和神学思想建设的历史传承，主动积极地融合中国文化精神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中国基督教“即时即地”（台湾神学家周联华语）的神学自觉。基督教中国化是立足于《圣经》，高举《圣经》权威、重视《圣经》解释。基督教中国化强调中国基督教会的宗教性质，致力于继承和发展基督宗教的传统，特别是基督新教的传统，尊重普世基督教会的共同信仰。基督教中国化注重中国基督教会的群体经验和中国基督徒的灵性经验，体现中国基督教会的独特性和对普世教会的贡献。基督教中国化致力于把神学理论和教会实践以及社会现实相结合，努力发展一个神人喜悦、荣神益人的中国教会。
赵紫宸先生在1927年的文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基督（洋）教“带上儒冠、穿上道袍、蹈上僧鞋”，并不算得上是基督教中国化。他曾经指出，中国人未来的基督教必须由中国基督徒自己的“内在”“预备”来实现，而且指出基督教中国化是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的。他也断言中国将来的基督教在组织上肯定有别于西方，也有别于中国固有文化。他进一步提出希望，那就是“不要在纷乱的思想里把基督教的本真丢失了。”按照赵先生的看法，不失基督信仰“本真”和“内在”与“预备”，当然是指向神学思想说的；基督教中国化不搞“搬花入室”，不搞“仿效主义”；基督信仰是普世性的，基督教神学是可以有“国籍”和民族性的。
基督教中国化不仅是指中国基督徒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不仅是实现中国基督徒自己管理的教会，不仅是使用自己的语言传播基督福音和解释基督教信仰；更重要的，是让基督教成为中国基督徒自己的宗教事业和中国教会以及中国基督徒信仰的事业，建立和完善中国基督教会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不仅是实现“自治、自养、自传”，还要实现在神学体系上体现中国基督教会的“自我”。基督教的中国本色化和基督教中国化，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都是合理的。特别是中国基督徒在近代历史观上，更多倾向于民族立场，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同时，基督教是与时俱进的，了解国际环境变化、明白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处境变化，认识中国教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中国基督教会和中国基督徒愿意并且正在努力发挥其正能量，体现基督的仁爱精神、舍己精神、服务精神和救赎精神。
基督教中国化可以从理解基督教的本质出发。总体上说，基督教的本质应该是宗教的，基督教是一个注重世界大同（普世性）、主张和平共处（和平主义）、提倡道德修养（道德性）、重视灵性培育（精神性）、承担社会责任（社会性）以及讲究个人信仰（个人性）的宗教。在这个宗教本质上，我们相信基督教中国化能够实现基督的美好福音，更好地在中华的优秀土壤中扎根、生长、开花、结果，造福中华和社稷苍生。
从教会发展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基督教中国化最低程度的实现目标，应该是努力减少基督教会发展过程中遭遇中国文化、其他宗教以及意识形态甚至是民间习俗时所产生的冲突。有许多冲突是发生在不经意之间的，只要认真面对，是可以减少、甚至是可以避免的。历史上，基督教多次传入中国，都不具有连续性。我们需要理解历史上基督教所遭遇的现实性和经验，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教训，以求为当代的基督教发展提供有益的案例分析。中国基督教会的许多前辈，比如丁光训主教，就曾经提出基督教中国化是为了建立“中国基督教的自我”，也就是“中国的基督教”。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三自”运动到80年代提出的“办好”教会；以及90年代提及的“民主办教”，再到1998年济南会议上提出的推动神学思想建设；直到今天我们提倡基督教中国化，这些都是传承有序的。这些举措既具有基督教本质的建设意义，又具有当代中国的特质。特别是在中国基督教教会论的理解和解释上。
如何进行“基督教中国化”
我们谈“中国基督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谈的就是“中国基督教会”，更加具体点就是指“中国基督教会具体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模式”。因为我们讨论的不是概念，而是现实。“追昔”是为了“抚今”，我们深刻挖掘和研究历史，少则可以“养心”、“知义理”，大则可以“明智”，更大者可以“知兴替”。大唐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天主教、19世纪新教等，都可以成为今天的研究对象。基督教以教会模式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进入中国，曾经发生的事情值得深入研究。一些是好的经验，应该传承；一些是深刻的教训，需要反思。特别是教会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意识，以及在神学上对教会的理解和解释。上世纪上半叶的基督教中国本色化的经验也是重要的历史研究资料，特别是1922年到1927年反基督教运动后形成的中国本色化神学运动。我们要努力吸收一些大家的精神财富，吸收他们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中所获得的丰富成果。比如，基督教人格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基督教道德主义，以及把基督信仰与中国文人气质和人文精神相融合。
基督教中国化还可以研究当代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杰出人物的神学观点，以及办好中国教会的经验和神学思想。基督教中国化讲究“即时即地”的处境问题，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当代中国的政治价值观，也是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既是国家理性精神，也具有普世价值，可以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融合思想的元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甚至是相同的积极理念，特别是在推动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上。
基督教中国化还可以借鉴和学习教外的基督教研究者对基督教的认识、经验、甚至是批评，聆听他们合适的建议，看看非教会人士是如何理解“教会”的，然后做些比较研究，了解别人对教会的评价。推进比较经学与宗教文化的对话和融合。比如说，比较宗教学、多元文化对话合作，以及不同宗教文化的相互理解和思想上的交融。聆听他者的声音有利于认识自己的优点和问题，大胆表达出中国教会自己的声音有利于获得他者的理解和支持。
按照教会传统，教会论属于教义神学和实践神学的综合范畴。因此，在教会论上的建设需要回归《圣经》，重要的是促进基督教会内部的《圣经》研究，加强经学研究的力度，推动《圣经》解释的发展。在主日的讲道、教会事工以及各种义工培训中，把《圣经》解释的方法、《圣经》的信息内涵解释出来。除了《圣经》研究外，建立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教义解释，这对推动中国神学体系建设也是必要的尝试。教义学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回归教会历史的前500年。那时，正是基督教正统神学融合和变化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前4次大公会议的教义研究成果，以及教义形成的基本方法。基督教古典历史应该是所有基督教会的共同宝贵财富，应该珍惜和好好使用，这对基督教中国化也是有益的历史经验。根据现有的情况观察，中国教会在体制上已经在走“联合教会”的路线了。这种模式与上世纪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非常具有处境化的特色，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也有利于扩大教会和中国基督徒的团结面。联合模式的教会在普世教会中，大体上是被尊重和认可的。我们需要在与普世教会交流的过程中，更加耐心地作出合适的神学解释，以取得更多的普世教会的理解和支持。
教义学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而崇拜学看起来更多体现教会论的实践和外在的部分。加强中国基督教会的崇拜礼仪研究，对基督教中国化来说也是必要的。宗派后时期的中国基督教会的崇拜礼仪、圣职制度、衣饰模式、赞美诗、圣餐礼的基本规制以及教堂建筑等，都可以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内容。信仰是内在的，但信仰的表达方式却是外在的、可见的。好比人有深邃的灵魂，也需要外表的身体一样。“表面化”不是不重要，相比于教义学的内在性来说，表面的东西显得更加直观，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教堂的建筑样式和特色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基督徒的文化理念、信仰特点、经济实力以及精神面貌，也体现这个时代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文明的印记。这是可以留给历史和传于后人的。有时，我们会发现教会的崇拜礼仪过于混乱，有点秩序和合宜的规范是必要的；而且崇拜礼仪的规范需要作出必要的、合理的神学解释。教义神学的研究需要深入，需要漫长的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作很长时间的积累；但教义学以外的教会特征可以先行体现出来，至少应在感观和审美上与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意趣、民族取向、现代理念和价值认知相和谐。
基督教中国化适合于基督福音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的方向，是个过程。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需要更大的耐心、智慧和远见，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可以谦卑而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中国社会、为普世教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燕京神学院）
